選秀女制度在清代晚期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僅是滿洲統治者控制八旗人口的一種手段，也成為部分家庭實現階級躍升的機會。慈禧太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為光緒帝擇得的皇后靜芬遵循了同樣的路徑。在漫長的選秀女中，一路暢通地成為最後的勝者，代表了慈禧之後葉赫那拉家族不斷嫁入皇室，進而擴大家族的政治影響力的榮升之路。
光緒皇帝大婚典禮的籌備工作是一項多方參與的國家工程，為此專門成立臨時指揮機構——大婚禮儀處來統籌、協調這一工作，耗時兩年有餘。做事在於用人，醇親王奕譞被選擇主理此項大典，顯示出實際統治者慈禧對他的信任。大婚禮儀處的首要職責是籌措足額的銀兩，這是一筆總額高達550萬兩的款項，占全國財政收入的7%， 前後消耗了18個月左右的時間來完成全部的籌措任務。銀兩的組成直接反映了彼時的國家財政狀況，其內，既有來自戶部銀庫，還有地方餉銀，二者又均由不同用途的專項銀兩拼湊而成，顯示出國家財政運轉的艱難。儘管清代的內外廷財務制度相對完備，兩個系統並行不悖，內務府銀庫服務於皇帝相關的各項開支，但大婚的巨額開銷依然全部來自戶部銀庫。
慈禧雖然表面上宣導節儉，卻在籌備過程中多次追加預算，與懿旨中「撙節」的理念背道而馳。大婚的籌備工作被分成「內辦」（內廷備辦）和「外辦」（京師內外近30 個衙門、機構分工辦理）兩個部分，相較於同治大婚，此屆確實大幅削減了預算，幾乎無一例外地體現在外辦部分。隱藏其間的是中央與地方圍繞款項控制、撥發比例、撥款方式等問題展開的博弈，特別是位於江南地區的三處織造衙門，面對內亂破壞、經費短缺、原料騰貴，不得已靠著主事官員被迫捐出的養廉銀兩才勉強涵蓋所有成本。與此同時，大婚經費總量的80%被內廷掌控，用於各種不透明的「內辦」支出，引發了慈禧藉機斂財的傳聞。
皇后妝奩是籌備工作的一個重點，既是個人用度的巔峰造作，又體現出晚清發達的物質文化。妝奩以200抬為總數，對比同治大婚妝奩情況，是一個偷換的概念——在置辦總量無甚變化的前提下，通過縮小「妝奩」數量和範圍、增加其他物品，來展現節儉的態度。妝奩入宮還是一次精心排布的展演，同其他大婚禮節一樣，都是禮制搬演的一環。《大婚典禮紅檔》作為大婚籌備工作的記錄，體現了清廷內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基礎。清廷政策往往遵循前朝成案，而慈禧太后在選擇成案時，更傾向於有利於自己的選項。

The selection of imperial consort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served not only as a means for the Manchu rulers to control the Eight Banners population but also as an opportunity for some families to achieve social mobility. Empress Dowager Cixi is a prominent example, and the empress chosen for Emperor Guangxu, Jingfen, followed a similar path. Successfully navigating through the long process of selection to become the final victor represented the Yixinara family’s continuous integration into the royal family, thereby expanding their political influence after Cixi.
The preparation for Emperor Guangxu’s grand wedding ceremony was a national project involving multiple parties, coordinated by a temporary command institution called the Grand Wedding Ceremony Office. This effort took more than two years. Appointing Prince Chun, Yixuan, to oversee this grand ceremony demonstrated Empress Dowager Cixi’s trust in him.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of the Grand Wedding Ceremony Office was to raise sufficient funds, amounting to a total of 5.5 million taels of silver, which accounted for 7% of the national fiscal revenue. The entire fund-raising task took about 18 months to complet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silver funds directly reflected the state of the national finances at the time, consisting of both funds from the Ministry of Revenue and local contributions, all pieced together from various special allocations, illustrating the difficulty of national financial operations. Despite the relatively complete financial system of the Qing dynasty’s inner and outer courts, with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s treasury serving the emperor’s expenses, the enormous wedding expenses still came entirely from the Ministry of Revenue’s treasury.
Although Empress Dowager Cixi publicly advocated frugality, she repeatedly increased the budget during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contradicting the idea of thrift in her edicts. The preparation work was divided into "internal" (inner court arrangements) and "external" (handled by nearly 30 offices and institutions in and around Beijing). Compared to Emperor Tongzhi’s wedding, the budget for this event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lmost exclusively in the external preparations. Hidden within this process was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struggle over fund control, allocation ratios, and disbursement methods. Especially in the Jiangnan region, the three weaving offices, facing internal chaos, financial shortages, and expensive raw materials, had to rely on the officials’ reluctantly donated stipends to cover all costs. Meanwhile, 80% of the wedding funds were controlled by the inner court and used for various opaque "internal" expenditures, leading to rumors that Cixi was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to accumulate wealth.
The empress’s dowry was a focal point of the preparations, symbolizing the pinnacle of personal expenditure and reflecting the developed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dowry, totaling 200 cases, was a concept shift compared to Emperor Tongzhi’s wedding dowry—showing an attitude of frugality by reducing the number and scope of "dowry" items while increasing other items, without changing the total amount. The entry of the dowry into the palace was a carefully arranged performance, just like other grand wedding ceremonies, forming part of the ritual enactment. The "Grand Wedding Ceremony Red Archives," as a record of the wedding preparations, reflected the legitimacy of Qing court policy-making. Qing policies often followed precedents, and Empress Dowager Cixi preferred options that benefited herself when selecting precedents.

第一章 緒論 1
一、研究動機 1
二、研究回顧 4
三、核心史料 10
四、本文架構 21
第二章 選后：家天下的另一種敘述 24
第一節 葉赫那拉氏女性宮廷史 24
一 、神武門外的孔雀頂轎 24
二、一門兩皇后兩福晉三夫人 26
第二節 秀女到皇后 30
一、歷三年擇三人 30
二、皇后「適齡」與貴人從缺 35
第三章 籌備：兼顧「面子」「裡子」的運籌 39
第一節 內務府之上的大婚禮儀處 40
一、人員組成 40
二、功能架構 43
三、醇親王奕譞 47
第二節 國家財政之外的巨款籌措 52
一、7％國庫收入 52
二、18個月聚攢 54
三、以國帑辦家事 57
第三節 立意「節儉」的大婚典禮 60
一、物質層面的縮減 62
二、經費短缺及應對 65
三、「內辦」與「外辦」 66
第四章 妝奩：個人用度的巔峰造作 75
第一節 製辦：舉國造物 76
一、200抬妝奩 77
二、11個衙門 82
三、一萬兩黃金 85
四、絲綢與瓷器 88
第二節 路線：時空計算 91
一、妝奩入宮 91
二、新人入宮 94
第三節 搬運：閉門大戲 99
一、拴抬工具 99
二、鑾儀禮服 100
三、千人「遊街」 104
第五章 困境：江南三織造與帝國縮影 107
第一節 尋本溯源的文書整編考 107
一、成案製作 108
二、政令形成 111
三、驛傳及電報 113
第二節 今非昔比的江南手工業 115
一、戰爭貽害 115
二、官派民織 117
三、完竣啟運 118
第三節 錙銖必較的經費爭奪戲 120
一、「由內支發」到「就近指撥」 120
二、京餉濟急 121
第四節 一味撙節的賬單出資人 123
一、別有用心的兩本賬 123
二、不斷縮減的差務款 125
三、首當其衝的織造官 128
第六章 禮節：傳統之名的變與不變 130
第一節 明清易代的大婚禮 134
一、明代天子納后 135
二、清代大婚禮改造 136
三、清朝四帝大婚禮比較 139
第二節 納采禮與納采宴 141
一、禮物 141
二、備宴 145
三、用宴 149
第三節 大徵禮 152
一、禮物和賜物 153
二、內辦緞布衣裘 156
三、馬匹和鞍轡 158
四、黃案、亭座和鑾儀衛 160
第四節 冊立、奉迎禮 161
一、吉時吉嚮 162
二、演禮 164
三、正副使節 166
四、禮節及儀物 168
結論 173
一、從父權到母權的晚清宮廷史 173
二、從國庫到私房的舉國大籌備 175
三、從作坊到圖冊的禮儀搬演場 178
徵引文獻 182
附錄一 光緒大婚典禮內辦細目一覽表 197
附錄二 同治大婚期間江南三處織造備辦妝奩及綵紬情況 199
附錄三 皇后儀駕及嬪位采仗應織繡片料工一覽 200
附錄四 清代四帝大婚時程 202
附錄五 《光緒大婚典禮全圖冊》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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