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1990之交，威權侍從典範逐漸從方興未艾的地方政治研究中浮現，它不僅將統治結構納入學術討論中、引入新的概念來勾勒地方政治的結構與運作方式，為研究推展出新的方向，也同時導引研究者一步步地捨棄了人類學者在前典範時期，對政治實踐邏輯的文化向度理解。最終，典範在1990年代中期，確立了它在地方政治研究中的位置，指引出「黨國肇因論」與「經濟邏輯解釋」這兩個基本觀點，並影響了後輩研究對地方政治實踐的理解。

典範起初為了打破既有的學術囿限而生，但當其觀點鞏固確立，成為學術定見之時，卻反過來框定了後輩研究理解地方政治的方式。本文將聚焦探討地方政治研究中，對於選民服務、跑攤／紅白帖等，地方政治場域中恆常存在的政治實踐形式的理解。藉由對學術史及典範形構的考察，來點出現今我們理解這些政治實踐，將其視為民主發展問題的方式，並重新省思這樣的理解可能存在什麼盲點。

本文分作兩個部分進行。第一部分勾勒戰後台灣地方政治研究發展的歷史圖像，以藉此呈現理論觀點從多元向典範收束的棄捨與創新過程。一方面確認威權侍從典範的樣貌，另一方面突顯典範並不是絕無僅有的學術關懷或研究議程（agenda）。第二部分首先討論典範的兩個基本觀點，其確切立論為何，然後檢證這些立論的有效性，澄清其中的錯漏。接著，我從學術社群的構成、90年代的時代氛圍切入，來解釋典範何以在學術觀點中勝出。

The authoritarian clientelism paradigm has emerged when researches about local politics was still unfolding between 1980s and 1990s. This paradigm not only points out a new direction of research by emphasizing the structure of both ruling and local politics, but also abandons the insights that anthropologists have articulated which depict the logic of political practices from a cultural point of view. With such new ideas as “黨國肇因論party-stated causes” and “經濟邏輯解釋economic rationalism” being revealed by success researchers, the paradigm finally established its dominance and became influential in mid-1990s.

Initially, the paradigm was meant to break through the conventions of previous researches; However, once it was dominant and somehow undeniable, it has then become another conventions that limit the way local politics is understood. This thesis focuses on analyzing how local political practices, such as voters services, or attending weddings and funerals, were articulated in those researches which have been conducted since the paradigm was established. By investiga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authoritarian clientelism and its academic history, the problems and blindspots of this paradigm are revealed and to be reflected.

This thesis is consisted of two parts. In the first part, a historic development of post-war local politics studies in Taiwan is depicted, which shows how multiple paradigms have been shifted, replaced, integrated, and transformed into nothing but one dominate rule: the authoritarian clientelism. The structure and narratives of the paradigm are also given in this part so to demonstrate that establishing a paradigm is never a fixed agenda. Secondly, the two core ideas in the paradigm, “黨國肇因論party-stated causes” and “經濟邏輯解釋economic rationalism”, are discussed and examined, and their mistakes are pointed out simultaneously. Despite the mistakes it implies, the paradigm still became dominate in 1990s due to the need of the era and the researches done by the agents of certain academic community.

目錄 1
導論 3
第一部分 延續、形變或者消融—地方政治研究的三條取徑及其歷史（1950-1993） 18
第一章 本土社會科學研究（1950-1989） 22
第二章 漢人社會研究在台灣（1966-1981） 40
第三章 威權主義政權研究與威權侍從典範（1972-1992） 70
第二部分 威權侍從典範的論證、起源與後果 91
第四章 有關黨國肇因論推論與材料檢證 92
第五章 關於政治實踐的經濟邏輯解釋 121
第六章 學術轉向的原因與後果 155
結論 175
附錄 182
參考書目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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